1949年，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逐渐进入尾声，全国大多城市回到了党和人民手中。此时，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在政治上能够打80分，在经济上可能只能打零分”，更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等遗留下来的旧经济势力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转而伺机在经济上作乱。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旧经济实力开始兴风作浪，这些资本家利用人们执政时期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开始操纵掀起银元投机抢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块钱，6月3日就涨到720元，6月4日涨到1100元。虽然当时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有的商号还拒收人民币。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按照中央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可以说这次银元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

　　但资本家是不甘心失败的，上海市场物价仅仅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又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6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万1700元，7月16日升至5万9000元，7月18日更高达6万5000元。一时之间，人心不安。当时受党中央委托去上海稳定物价的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样一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沪之前，陈云曾设想要将上海的厂校及人员疏散，但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综合与会者意见，决定改变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处理问题；并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精简节约、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将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

　　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各地物价相对平稳。但从1949年10月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上海的涨风由纱布带头。

　　11月13日，在涨势趋于稳定后，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提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随后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包括稳住物价、调运粮棉、紧缩银根、指导国营贸易公司、应对投机商人等多方面内容。

　　1949年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即“两白一黑”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25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几天之内，就将这场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了当年4月，全国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为了稳住物价，中央指示对贸易、财税、金融部门做全面动员，在全国范围调动粮食、纱布，11月25日前集结到位，待机统一抛售。对于投机商人，这次要给以适当教训。当前抢购风盛时，应趁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趁机买进。除了大量调运抛售物资外，还配合税收、信贷等多种手段，使投机资本绝对没喘息的机会。

　　11月20日，各地国营机构慢慢地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头寸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这次投机分子面对的，是人民政府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物资后盾，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开始的时候还强撑着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越抛越多，越抛越快，他们终于吃得撑破了肚皮。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们知道大事不妙，这才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这些投机资本家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这时，中财委几路进兵，穷追不舍。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加取缔，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2月14日，中财委向中央报告，根据掌握的物资力量，并照顾到继续发行货币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物价在中财委统一直接指挥，一致行动下，已基本上稳定到3.2倍的标准上。”

　　主席高度评价此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当时上海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始料不及的。

　　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到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再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不说明在中国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自由化，更不能脱离社会主义。

　　同时近期的新冠病毒之战，不亚于战争时期的预演。此次上海疫情中，民生保障也同样出现了很多经济“不和谐”与不必要的人员“事故”，日常生活超市和快递送货举步维艰，医疗救援受限。一方面有病毒肆虐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应对不完善的地方。党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要想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党员和干部要不怕牺牲，带头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对在疫情中的投机和不法行为要克服人情关和利益关，及时敢于打击制止。

　　对于此次疫情的总结，我们更要关注民众生活用品除了市场调节之外，更要重视政府计划干预，不能任由资本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有意制造人民不满热点，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在其他几个国家安全和能源等重要领域，应发挥国营企业主导作用，对非公有制企业更要筑起经营“红绿灯”，避免国内外投机分子利益结合损害人民生命健康和破坏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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